小貓伊藍

 

1月3日，星期二。
經過將近40小時的不眠不休，牧師把如同破玩偶的我，從坎培拉市中心拾回來。
「這個週日，你一定要親身到教會來。大家都在查問你的狀況，我答不來，你親自說。」

承載著許多人的厚愛與祝願——坎培拉教會的、公司個別同事的、夫家家人的、愛友的、師長的、讀者們的、丈夫與孩子的......
我完成了久等三年的首次回家之行，也實現了我的「保外就醫」計劃，再次回到坎培拉。
的確是欠了大家一個故事結局。
現在來了。

。關於耳膜破裂。

我可憐的右耳耳膜，被一位失德醫生誤診（拒診）的當晚在劇痛中破裂；
翌日流著血去看另一位醫生，他確切地說，自然癒合需時六週，等著吧；
隔週覆診時，女醫生一看就諮詢顧問，說「嚴重破裂」，且「看不見任何耳膜了」。
破到這樣，還會自己修復嗎? 醫生聳肩說，無法自然癒合，就手術修補吧。
女醫生放假期間，我看她的同事覆診，再問修復機會，對方亦模稜兩可：「現階段太早，不好說。」

從那時起，最多人關切問候的，就是：「耳膜好了嗎?」
整個患病過程中，耳膜破裂的震撼——痛楚、流血、失聰等等——無疑把病情推到最高峰，也把我的意志打擊到最低谷。
不過，從臨床醫療的角度看，這是最不需要擔心的部份：
首先耳膜破裂不是病，而且其實頗為常見 (於小孩和運動員...)；
其次是身體有自行修復耳膜的能力，只要一直等候就行，不用治療。
再者真的等來等去都沒好，還有手術修復的選擇。最後是：我的左耳還有聽力嘛。

。關於聽力半失。

當我花了一些時日習慣了一邊聽得清、一邊聽不見，
當我用了一點心思，調節孩子和丈夫的適應：請在我左邊說話，
當我自嘲一下，向輔導個案說「我只有一半聽力啊，聽不清我會重複問」；
其實耳膜破裂就不再是我的擔心。
我還有多一個藉口不開車呢：我有一邊聽不見，不太平衡，開車太危險了~

我熱愛戲劇、熱愛歷奇、熱愛角色扮演 (我大學時代曾因腳上一點點皮外傷，在廣州的大街上扮演瘸腿女子，一拐一拐走了30分鐘)，
所以，當漸漸接受了耳膜破裂，既無生命之憂又急不來，我充滿好奇地體驗著另一種未曾試過的生活：
原來四周安靜，輕聲的說話我也聽得見；雜聲與噪音之中，我連左耳都聽不見。原來在密閉之處，我就會辨不出聲音的方向。
這些都是我的聾啞輔導個案告訴我的生活經驗。我忽然覺理解他和其他聽障的人多很多。

所以，關於我的耳膜，我唯一的思慮是：可以乘飛機嗎?
年底的回家之行，我自離家當天起，苦盼了三年......

好友和我各自找資料，都說明耳膜破了反而可以搭飛機；
後來也有了醫生的印證：「都破了，還有什麼好擔心的?」
就是啊，人家就是擔心破裂嘛，我已經破裂了，nothing to lose。

。關於耳膜復合。

就在我輕輕鬆鬆地等待回家期間，我被叫去做聽力測試。
聽力測試師用氣壓機做完測量，說：「要麼你的穿孔本來就很小，要麼就是已經復合了」。
什麼? 穿孔很小或已復合? 那時是破裂後的兩週半。
「不過，不幸地，你的耳內再次積水了。」
什麼意思? 有可能再破嗎?
「很遺憾，是的。」聽力測試師說。

翌日覆診，當時向顧問醫生大聲說「看不見任何耳膜了」的那位醫生，
看了我的耳朵一會，確認說：「現在看不到任何穿洞。但的確重新積水了」。

身體如此盡力地自行修復，本來是個奇妙又令人感激的好消息，但我的炎症不消，而且還要飛行......
我真心疼這可憐的、努力的、剛剛復合的耳膜，即將又要面臨猛烈的積水加氣壓衝擊。

「耳膜剛復原而耳內有積水，再次爆裂的風險很高吧？」
「好人好者搭飛機，都有機會爆耳膜㗎啦～」我有時挺喜歡這個醫生的豪爽。
「我明白。只是如果真的在飛行中爆裂，我怕不知如何處理⋯⋯」
「沒什麼好處理的，」她說，「就拿張紙巾墊著，落地再求醫囉。」
醫生最後加一句：「帶定止痛藥啦！」
事實上，她的話鼓勵了我飛回家。

另一邊廂，仁慈的胸肺專科醫生回我電郵說：
我認為你可以搭飛機，不過一定會很痛，我是你的話會吃止痛藥。
雙重印證。我決心回家。

。關於神跡。

「我會冒這個險。」臨行前幾天，我跟好友杜杜說。
「喂，你這個不叫冒險好不好，」她回：「『冒險』的定義是可能出事、可能沒事的搏弈。你這樣根本是必然出事。」

也對啊。定義準確。那麼我算是「明知天有虎，偏向天上飛」吧？
也許老虎不咬我呢？我心存僥倖地想著。

的而且確，向來在病患一事上又悲觀又焦慮的我，那時是最樂觀最有盼望的奇妙時刻。
並不是因為太想回家而冒充的樂觀，是真的有一個念頭：或許上帝會保護我不出事?

我把代禱的需要交托牧師，牧師詢問了我的同意，在我飛的那天帶領全教會為我禱告。
我在升空之前吃了兩顆特強止痛藥，再算準時間在降落之前吃下另外兩顆特強止痛藥。
起飛與下降的過程中，我要麼在咀嚼口香糖，要麼在吞噬喉糖，手指在耳朵四周亂按。
我在幾乎無痛的狀態下完成了我的飛行。
落地一刻，我立即傳送短訴給牧師：上帝已經施行奇蹟。請轉告教會眾人，祈禱大有力量。

。關於發炎。

事實上，急切需要就醫的部份，一直都不是耳膜，而是我的慢性炎症。
當時為了氣管炎而照了電腦掃瞄，順便發現了所有鼻竇——
顴骨內、鼻樑後、眉骨後、眼窩後... 全部嚴重堵塞，耳內亦有阻塞，而且右邊扁桃腺已因長時間發炎而鈣化。
胸肺科醫生說，盡快看耳鼻喉科醫生，盡快做手術吧。
也是這位好人，願意給我寫了一封信，令公司批准了我的提早休假。

所以，我急急回家，並非為了耳膜，而是鼻竇與中耳需要手術清炎。

。因緣。

所有人間的關係，也是因緣一場吧～
知道我需要回港就醫，畢業已久一直沒有聯絡的橙同學找到了我，
除了給予我溫暖的關顧，也熱心推薦了為她做過同樣手術的醫生。
當她傳來醫生的名字，我認得這就是為好友杜杜做聲帶手術的同一個醫生。
兩個不同的朋友推薦同一位醫生，她們一個呼吸通順、一個聲音流暢——就他吧!

在這裡深深感謝橙同學。
我一確定，她就快手地為我事先預約，竟然在我落地的翌日就可以看醫生 (我在這邊苦候半年的也是私家醫生啊!)。
不但如此，還代我張羅一切瑣瑣碎碎：
先確認醫生所在的大廈，沒有防疫通行症一樣可以去；
再把我的原有醫療報告轉寄給醫生預先翻閱；
還替我轉述病情，甚至轉寄給我醫生親口錄音的回覆~

因此，我深夜落機，翌日還在迷糊，就已經坐在診室。
醫生翻著我的個人資料文件，看了看「緊急聯絡人」一欄 (我填了丈夫全名的英文拼音)，
又抬頭看了看陪診的我丈夫，然後說：「你是猴子嗎?」
「吓?」丈夫沒有反應過來。我還在想，我難道有寫我丈夫的暱稱嗎?
「我是阿強呀!」醫生說。
「你是阿強?!」丈夫認真打量穿著手術袍、戴著手術帽、蓋著口罩的醫生。
「打手球那個呀!」醫生說。
原來兩位竟是大學時代手球場上的隊友，真在太奇妙。
也因此，兩位男生花了很多時間大談往事和近況，被擱在一旁的我也很快樂。
有了這個因緣 (是三個人的因緣)，看這個醫生看得更加安心。

。大發現。

醫生先看我的右耳。
診室兼小手術室的設計先進又病人為本，醫生一邊用內視鏡檢查，我一邊坐著看面前的影象。
石破天驚的評定：「你的耳膜根本沒有穿過。」
醫生再照旁邊的大塊血塊：「看來是曾經有個水泡，也許是水泡爆裂而流血吧。」

什麼回事... 我在坎培拉單單為著耳膜的情況，先後看過三個醫生耶...
「阿強醫生」委婉說：「他們都一定很有心給你看病，不過始終不是專科，未必有那個技術吧...」
「但有醫生說連耳膜都看不見了...」
「應該是血塊太多，難以看得清楚。」

事後跟橙同學報告，橙同學驚呼：
所以「看不見任何耳膜」是指她本人看不見，不是耳膜沒了?! 天啊，可以說清楚些嗎? 嚇死人了嗎?
我也翻白眼翻到天靈蓋。但平心而說，那位醫生也沒有說錯，只是我理解成另一回事吧...

不過後來認真細想，其實耳膜實際上應該破裂過。
我的右耳流血並流膿的日子，長達整整11日，而且流量很大，晚上會睡濕枕頭，
區區一個水泡，沒法流出11天的血水吧；何況我的右耳一度聽力全失。

然而，這也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上帝之手。
平均需時六週才能癒合的耳膜 (且我持續地發炎不退)，在兩週半內復合無痕，
即使內有積水兼歷盡氣壓落差，也絲毫不裂，連專科醫生也一口咬定不曾破損。

照完耳朵，再照鼻腔。
另一個重要的發現——其實是我這趟急切求醫的主因——鼻咽組織平滑無異常，除去鼻咽癌的可能性。
這次久病不癒，而且愈病愈糟糕，鼻內耳內爆炸性的發炎，令我想及已故父親的病。
查看鼻咽癌的先兆，的確與自己的病徵相應；而且我忽然想起，父親發病那年37歲，我今年也37歲。
鼻咽癌有高企的家族遺傳性，統計發現直系親人患有此病，患病機率是一般人的19倍。不是%。
我幾乎認定自己患上了爸爸的病了。
醫生說，日後一年檢查一次就可以。

。動刀不動刀?。

輪到我的鼻竇中耳大阻塞。
醫生說，要去照一個最新的電腦掃瞄。
管理疾病頗有點時日的我嘆口氣，說：「好的，請告訴我如何預約、預約哪一家吧。」
「不用你做，」醫生說，「護士會代你預約。」
我兩眼放光。
「給方小姐約即日的，就緊貼這個時間。」醫生轉向護士說。
即日? 現在? 我兩眼再發多一點光。
去到櫃台，護士已經代為預約好，交給我文件，交代了地址，叫我立刻出發。
奔去造影中心，也不用等，直接照好。
初診與電腦掃瞄都未需付錢，下次看報告時才一併支付。
至於報告? 兩天之後就有，而且護士已代我約好兩天之後的覆診時間。

哇......
無論這樣說有沒有偏袒，我都偏袒定了：
在香港做病人真是太幸福太受照顧；在澳洲做病人真是太累太難了啊~!!
「自行管理」的角度雖然也好，不過我拖著病體與沈甸甸的意志時，常常在想，
只要我再病重多一點點，根本沒法再「自行管理」了啊!

兩天後，報告出來，炎症雖在，卻與一週半前在坎培拉照的那張已有好轉。
醫生分析了一輪做手術與不做手術的好壞，讓我自己選擇。
既然身體有在自力修復，我選擇讓它繼續自然痊癒。
醫生點頭同意：「不必動刀就不動刀吧。」
「四週後回來再看。」他說，護士點點頭，又代我預約好了四週後。
那節診症的餘下時間，是「猴子」與「阿強」的。

。復原之路。

很多人問我：「手術怎樣了?」得知我並沒有做手術，恭喜過後都問：「靠吃藥吃好的嗎?」
其實，我連藥都沒有吃一顆。
在坎培拉生病的日子，我由9月中旬到11月上旬，一共吃了四輪抗生素；
回港的整段時日，我沒有吃過一顆藥。
也許是抗生素後勁可嘉? 也許是回到夢寐以求的故土? 也許是氣溫與濕度合適? 也許是壓力源消除了?
就當四樣皆是吧。

留在香港的日子，最初有小心翼翼，提醒自己早點睡覺、少些約會；
不過，隨著時日推進，我回歸香港的晚睡文化，也因全日戴口罩外出，經常水都很少喝。
及後的日子，約會的節奏也無可避免(不想避免)地變得愈來愈密集，養病之事拋諸窗外。

四週後覆診，以為會再照一次電腦掃瞄作前後對照，卻也沒有。
醫生還是用內視鏡檢查：
再確認一次鼻咽組織正常無病變。
再確認一次右耳耳膜完整，只是因長期發炎而變紅。
鼻腔的炎症不嚴重、鼻中隔歪曲但可接受、喉嚨及聲帶無異樣。
至於內視鏡看不到的鼻竇，我自己感覺仍有阻塞，但與初時已經不同；
在瑜伽練習中，頭部低於心臟的式子，我也能舒服地維持了。
聲音雖然還是不穩定，唱歌的時候覺得聲帶不是自己的，但唯有發掘另一種美感吧 (沙啞滄桑感?)。

醫生說，將來的覆診就在坎培拉繼續吧；是否要做手術就交由坎培拉的耳鼻喉專科醫生決定了。
就是這樣，我的求醫之路告一段落。

回程的航程，我差不多忘了自己還未完全痊癒，在升降時耳內痛了一陣，小小地嚇了一跳。
歸來後，尚在適應時差溫差濕度差，也因著豐豐富富的情感負荷而身心疲累，身體狀況也跟著差一點。
接著就是復工，壓力也多少存在，耳內與鼻竇還是間或微痛。

好幾年前在醫院的精神科工作，重新理解何謂「復原之路」。
有些慢性病，真的很漫長；很多時候，為身心帶來了改變，並不能逆轉。
與其堅持「回到未病的時候」，不如重立目標，與病同行，好好的過有質素的生活。

我把鼻內耳內的慢性炎症，看作身體的保安系統：沒睡好、大壓力，就會作出警告。
從此以後，更深地學習善待自己吧~!

。延伸之思。

身為輔導員的我，一直都知道，我的病來自精神壓力 (我父親當年的病發與復發也是)。
只是，不到回去見恩師，被他點明道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一直誤中副車，錯估了我的壓力源所在。
我所認知的，原來只不過是表象一層；表象之下，藏著無邊的黑洞，有待療癒。

這個發現雖然極其傷痛，但也痛快。
這條復原之路，未到結局，但已布方向。
我會好好療傷。
請愛我的你們繼續與我同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