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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這篇接續「離開的決心 (下)」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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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首篇首句,這是一場在我內心準備已久的離開。
不過,離開的那一刻,卻完全出乎意料。

這是一場在我內心準備已久的離開。它按時發生了。
我自己並不意外,但對他人來說,我安好地工作三年卻辭職了,顯得非常突然。
放眼辦公室,自我入職到我離職都還在的人,只剩三人;
然而,舊同事之間,似乎對我的離職只表婉惜、並不訝異。甚至其中一人靜靜跟我說,她也決定離開。

工作倒數兩天。
臨說再見,連個案都忍不住說,寧願跟我走,也不想再預約這家公司,因為他們太官僚。

三年間,這樣的負評不勝枚舉,我亦親身經驗無數。
涼薄不仁的地方,不宜久留,何況以醫治人心為職的人。

工作倒數一天,我發燒了。
我的慣性念頭率先跑出:無論病況如何,明天照撐過去——不就只是一天嗎? 很容易就過了。不然呢?
然後這一年間漸漸學會照顧自己的新念頭進場:身體抱恙,就一天都不能撐。撐過了之後的債還不起。
大家熟知我有多麼重視工作、重視個案:最後一天不上班? 那五位個案不會再有改期的機會了啊~
大家也熟知我有多麼重視「完整」的感覺:最後一天不上班? 那99%完成的行政手續,不是差一點點嗎...

我花了好大的力度說服自己確信如此就是最好的安排、花了好多腦細胞思考好如何在家中跟進最後的個案,
才下了如此不易的決心,向上司提出病假申請。
決而不疑,提出之後我就放鬆下來,閉上了眼睛,終於感到鬆一口氣,覺得為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。
電話傳來回覆,萬料不到上司沒有同意我的病假 (在洋人社會病假被駁回是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),
反而叫我延後離職日,找天回去完成工作......!!!
上司把反建議包裝得好像很漂亮:等你身體舒服了再上班吧,那豈不可以見到個案、又完成行政手續嗎?
我簡直難以置信這樣的反高潮,放鬆下來的心情和身體徵狀,瞬間崩緊而且疼痛起來。

我在星期二開始發燒病倒,請的是星期三的病假;
而星期五開始就是連續四天的復活節公眾假期,假期完結的翌日凌晨我就起程旅行。
於是我回覆上司,表示會星期四上班。
心裡想:這樣勉強的「順延一天」安排,其實又能讓公司扳回幾多個個案的錢呢?
有多少人成天沒事做,隨時準備好「平行轉移」,從一天移到第二天的相同時間呢?
丈夫說:別想到最壞,也許上司今次是好意,一早跟同事準備了歡送會,
你要是缺席就可惜了,才要你另選一天上班哩? 丈夫說完自己都忍不住笑出來。

星期三,我的病況變差,在床上掙扎了大半天;晚上再差一截,上吐下瀉折騰到欲哭不能。
丈夫與我好像默契一般,誰也不開口提起「明天怎麼可能上班」的話題。
星期四早上,丈夫把稍微平復的我先載去辦公室,才送小孩上學。
結果,真的可以「平行轉移」的個案,只有一個 (另外一個聯絡不上,還有兩位我以電話跟進了),
幸運地唯一一人是9點鐘第一個,我10點就完成輔導工作。
而丈夫口中的歡送會——有是有,不過沒有開始預備:
行政部經理在走廊上碰見我,才說,噢我正想出去買個蛋糕,你還會想要嗎?
我如實相告我腸胃炎,不能吃蛋糕了。「噢,那好吧。」她說。歡送會就這樣完結。
11點,我完成了所有文件工作及行政手續,交還了門匙和泊車證,清理還原了我的9號房。

我打電話給上司,交代所有事項,然後告知餘下的5個小時,我請病假。
接著,我靜靜地離開辦公室。
離開的一刻,走廊上剛好沒有人,我沒有跟任何人說再見。
離開的一刻,走廊上剛好沒有人,我舉起手機,拍了一張房門的照片留念 (封面圖)。
由於星期四不是我的例行工作日,我的9號房有另一位同事使用,離開的一刻門仍關著,我也沒有跟共處三年的小室告別。

但我不可惜。我已下定離開的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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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工作,就此完結。
我們兩夫妻一直計劃在離職日那天晚上一家人外出吃飯慶功;最後當然因為腸胃炎而沒有去,
然而,一點都不可惜。

我真的離開這份工作了——
人生中最長的一份工作、第一次得到的 permenant 職位、非常非常喜愛的輔導員身份、
還有屬於自己的房間、幾乎沒有上司沒有同事的辦公室、最熟悉的環境。
我負得起這個重擔,完成了。我放得下這個安舒,離開了。
我真為自己感到滿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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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規模膨脹太快,新人加得太多,而舊人的離開,從沒有被重視。
被重視的,是房間使用率有沒有達到飽和,租金有沒有白交;
還有,被使用到飽和的房間,收費時數有沒有達到最高點,我們薪金有沒有白付。

新人天天加入、舊人不斷流失,公司繼續招聘。
從一個據點,變成兩個據點,很快又說要在另一城市再開一個辦公室。
公司眼中沒有人才,只有人手。工作不會被檢閱、不會被欣賞。
我入職時最大的衝擊是,我的工作品質完全沒有管理;連心理輔導,也可以量產?

原定每半年一次的工作評估,做了兩次就沒有了下文。
原本是「回顧式」的工作評估 (例如過去6個月工作表現),忽然改為前瞻式 (你要設立工作目標再自行達成),
但這一款「更有效率」的「新評估」只做了一次,也沒有說取消,也沒有任何替代,反正再無評估機制。
某一年上司忽然跟我做了一個「Stay Interview」,說這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手法,
了解公司有什麼值得員工留任,因而可以保留人力等等。當時風風火火地頒布,說我們每年都要做一次。
第二年我問上司是不是時候做「Stay Interview」,上司說不用了:你有什麼要說隨時都可以說。
到我真的要走了,公司一句都沒有過問過。
是薪金嗎? 是設備嗎? 是福利嗎? 是工作量嗎? 沒有問、沒有提。
當然,我的說辭是自己的健康因素。可是同樣,公司亦沒有問及我的健康狀況怎樣了。

我為每個個案每一節輔導所寫的紀錄,沒有被閱讀過。
會被審核的,只有消取率、保留率。
初時我總是盼望著:上司你看了我的個案紀錄了嗎? 輔導成效不是很好嗎? 個案情況不是大幅改善了嗎?
直至終於明白我做得再好 (或者再差) 都沒有所謂。

對我們輔導員的評估,不是輔導能力、不是個案好轉,而是一個月為她帶來多少小時的「Billable Hours」。
對個案的接收,不是為了醫治、不是為了福祉,而是他們會為她填滿多少小時的「Billable Hours」。
所以不但員工之中沒有人才,只有人手;輔導個案也沒有臉孔與名字,只有人次。

我曾有個案在前來輔導的路上遇上小車禍,老闆認為輪胎爆裂屬於小事,照例收取全額費用,當作「取消費」。
我也曾有個案因病不能前來,老闆認為政策即政策,不能隨便豁免,照例收取全額費用,當作「取消費」。
這兩位個案都極為憤怒,跟公司說,她們永不再來。公司也沒有所謂。老闆說,輪候名單還長著。
而她們只是冰山一角。這三年來的同類事件沒有停止過上演。
她們是我努力協助的心靈、是我珍惜的個案、是我建立了良好的輔導關係、彼此信任的人......
公司沒所謂。
個案在我老闆眼中,只是錢,不是人。

我也一樣。
對於我的離開,公司沒所謂。
我走了,空缺會由新的輔導員補滿,而且薪金又可以調回最低點。
何況 Billable Hours 都一樣,一天五個。
我在老闆眼中,也只是錢,不是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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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難以理解,作為治療者,如何可以失落人性到這樣。也許成為老闆的治療者不再是治療者?

如果,在公司生存,員工只能一起麻木人性,視自己為搖錢樹、視個案為搖錢樹;
如果,每個員工只能單從老闆的利益出發,絕對配合她的賺錢目標,將自己與個案的利益完全壓抑、完全消音;
如果,只能以一個人的利益為依歸,所有政策遷就一人而朝令夕改、龍門隨著一人的意願亂搬;
那麼,跟一家紅色企業也沒兩樣啊。
朋友笑言,何止紅色企業,是北韓式領導啊。
真是的,每次開會老闆都會重申「公司價值」(都是「誠信」、「尊嚴」、「上進」之類沒有實際意義的字眼),
然後要員工每人說一件生活或工作事例,證明自己與公司價值一致,以公司價值為生活原則......
跟北韓的思想教育大會很像嘛。

如果,連心理治療都唯利是圖,人性盡失,還談什麼治癒、還剩什麼尊嚴?
所以,我決心不再效力——不再拿他人的心靈、自己的醫治之力,來填充你的胃囊。
再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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